高岱比于吉更冤，于吉不管怎么说也奇装异服和装神弄鬼过，可高岱仅仅因为有很多人为他求情这才丢了性命。于吉和高岱表面上看所作所为完全不同，获罪经过也完全不同，其实被杀的原因却是完全一样的。

高岱之死更有代表性，大家以为求情的人越多，领导就越会开恩，结果却适得其反。看看，古人活得也不容易啊，人缘太差了不行，人缘太好了更不行。历史上还常有这样的情况：人缘超级差的大臣反倒会得到皇帝的重用，原因也在于此。

专制权力的获得与保持总是离不开煽动的，一般来说，一位出众的统治者必须是一位出众的煽动家，也正是因此，他们所深为顾忌的就是那些同样具有煽动力的家伙。罗素讲过这样一条真谛：“国家权力与其说是通过法律莫如说是通过社会舆论发挥作用。”[23]当然，罗素的话是针对近现代社会来说的，可就专制和舆论的本质来说，近现代和古代的不同只是技术层面的不同而已。希特勒可以史无前例地设置出一个一言堂的国家宣传部门，这和秦始皇的焚书坑儒，和汉武帝的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，和唐太宗的“英雄入彀”，[24]和朱元璋的朱熹主义八股取士[25]，和“康乾盛世”里的文字狱、编修《四库全书》难道真有很大的不同吗？[26]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：这些登峰造极的手段往往是伴随着轰轰烈烈的“盛世”而出现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