应该承认，在以上两个问题上的“清静无为”确实使社会财富总量获得了相当大的增长，但也造成了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。政策虽然总在强调重农抑商，但“重”既没有重在点子上，“抑”同样没有抑在点子上，于是，“重”与“抑”的种种“有为”最后全都成了“胡作非为”。

[1]［英］爱德华·吉本：《罗马帝国衰亡史》（黄宜思、黄雨石/译，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版）

[2]［英］爱德华·吉本：《罗马帝国衰亡史》（黄宜思、黄雨石/译，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版，第13—15页）

[3]王夫之对此有过详论，消极的一面如：“入粟六百石而拜爵上造，一家之主伯亚旅，力耕而得六百石之赢余者几何？无亦强豪挟利以多占，役人以佃而收其半也；无亦富商大贾以金钱笼致而得者也。如是，则重农而农益轻，贵粟而金益贵。”详见《读通鉴论》“汉文帝第十八”。

[4]详见［英］哈耶克：《自由秩序原理》（邓正来/译，三联书店1997年第1版，第15页及该页注27）。